叶盛喧（1924—1945），又名叶萌，1924年出生，仁化县城人。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7月牺牲。

　　1932年，叶盛喧在仁化县城读小学。

　　1938年冬，广东省立韶州师范学校（以下简称“韶师”）搬迁到仁化锦江河畔的水南村续办。为适应形势变化，便于接收从沦陷区散来的学生，韶师增设了普通中学部，招收高初中学生。

　　从1939年起，叶盛喧在韶师就读，直至1944年夏，因迫于形势提前毕业。在学期间，叶盛喧为人耿直、好打抱不平、乐于助人，结交了很多朋友。1939年4月，广东抗日先锋队战时工作队中的少年团亦被送到韶师读书。少年团有中共地下党支部组织，吴群卓为支部书记，党员有唐北雁、吴广卓等，他们通过少年团宣传党的有关政策和主张，在学生中广交朋友，团结同学。叶盛喧受到少年团宣传的影响，思想上有了变化，行动上倾向于进步。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少年团的教育引导下，叶盛喧的认识逐步得到提高，他认识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对待抗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行动：一边是中国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消灭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群众上；一边是中国共产党专心抗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实行抗日救国的政策。叶盛喧目睹两个不同政策和主张的政党，很自然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少年团看到叶盛喧为人正直、富有正义感、很有同情心，就有意进行培养，引导他看进步书籍，并且邀请他参加进步老师虞泽甫组织的“读书会”。在这段时间内，叶盛喧先后阅读过《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讲话》等书，他的思想得到很大进步。

　　1943年春，国民党特务开始秘密搜查中共党组织，“读书会”的进步书刊亟需转移。经过考虑，组织认为叶盛喧在学校的政治表观比较含糊，住处也不在城内引人注目之地，不易引起敌人注意，比较合适。经与叶盛喧商量一致，在他妹妹叶莲香的协助下，进步书刊转移到他家的楼阁上存放。这样，既可以安全保存进步书刊，又方便了叶盛喧的阅读，他借此机会，阅读了《解放杂志》《西行漫记》，以及毛泽东的《论新阶段》等书刊，他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提高。

　　1944年夏，叶盛喧在韶师提前毕业后，辞别母亲和妹妹，经人介绍，参加中山大学战时工作队第二大队。该队内的三青团员发现叶盛喧等人不是中山大学的学生，闹着要“清队”。叶盛喧在中山大学地下党员的帮助下，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说：“现在是民族危亡，国难当头，有人却闹着要‘清队’，要把我们清出去。没错，我们不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却是‘挺二’（国民党第七战区第二挺进纵队的简称）派来的。现在广州已经沦陷，韶关也危在旦夕，我们和中山大学的学生一起，宣传抗日，犯了什么罪？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何必同室操戈……”叶盛喧的话义正词严，三青团员感到无懈可击，不好辩驳，“清队”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当时，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中国的各主要交通线，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粤北形势日趋紧张，学校将逐步疏散。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叶盛喧等离开中山大学的战时工作队，到英德找到韶师时的地下党员林名勋，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林名勋把叶盛喧安排在英德县桥头小学暂时任教。1944年11月，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黄艺华、叶盛喧等参加抗日部队，他们被安排到由地下党掌握的国民党第七战区第二挺进纵队第五中队。部队转到英德江古山驻扎，按照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的意见，部队应在当地开展武装斗争，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由于韶关沦陷，许多人疏散到翁源、英德，日军也侵占了翁城。“挺二”五中队也由江古山开到横石水，距翁城仅五里路。为进一步查清翁城的情况，领导派叶盛喧和杨先发（翁源人）去了解翁城情况，在行动中不幸被日军抓捕。敌人审问他俩，杨先发用翁源话抢先回答：“我俩是本地人，出去找工做没找着，回老家去。”敌人狡猾地看看他俩的脸色，摸摸他俩的手掌和虎口，看是否长茧（当兵的长期握枪，这些部位容易长茧），他俩非常沉着，应付敌人的盘查。敌人找不到破绽，只好把他俩放走。为向中共北江特委汇报并取得指示，部队领导朱小仲写了一封信给黄松坚，派叶盛喧送去。黄松坚看信后，又让叶盛喧口头汇报情况，然后写了一封信给叶盛喧捎回。朱小仲接到信后，把五中队开回西河。这次部队经过敌占区，在黎洞附近渡过北江，都由叶盛喧担任侦察和向导。

　　1945年7月，国民党军队“扫荡”文洞。五中队和九中队迫于形势的发展，按照中共北江特委的指示，合编为广东西北区人民抗日同盟军大队，大队长何俊才（何彬），政委朱小仲，副大队长杜国栋；下辖两个中队，即金星中队（原五中队）和火星中队（原九中队）。金星中队的中队长为周辉，指导员为叶盛喧。7月下旬，金星中队按照上级的命令开去月岭下村，在和敌军战斗时，叶盛喧不幸中弹，因流血过多，光荣牺牲。叶盛喧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他的可贵精神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资料来源：《韶关革命人物》）